尤其是他每每拍片都揀「Hell Mode」，鏡頭聚焦社會的小眾弱勢，由《翠絲》的性小眾，到《濁水漂流》的社經地位弱勢，他都小心翼翼地選字和取態，生怕一「快」，就會將鏡頭變成烈日下的放大鏡，灼傷那些早已被大眾媒體曲解得體無完膚的小人物們。

李導多次強調「話語權」。無論是新聞報道、電影，抑或其他創作，其實都是在爭奪對於一件事物的話語權。

有關李導與深水埗之間的連繫，不妨翻看他今年2月於《HKinema》的文章。文中提到，開鏡時通洲街天橋底被圍封，曾有工作人員提議在觀塘、北角等同樣有街友的區域另覓主景，李導卻說「不是深水埗就不懂拍」。

這一份米蘭昆德拉式「Es muss sein!」（非如此不可！）的堅持，其實是一條暗線，沿線往回走，你會發現從一開始他只是想講一件真實事件，而那事件發生在龍蛇混雜的深水埗。

2012年，天空尚未被催淚的白煙濃罩過，深水埗還未進入一個月多十間Cafe的新氣象，那時那地那些人，在那個尚算太平的日子，經已經歷制度暴力，權力機關迫逼，一袋二袋流離失所，漂流至深水埗的不同角落。

《濁水漂流》故事由社工帶領一眾無家者「告政府」開始，但電影不是「逆權社工」，社工不熱血沸騰，主要協助採取司法行動、組織、陪伴甚至派物資。作為片中少數站在無家者一方的局外人，社工可以做的又有幾多呢？我想這也是李駿碩對自身的提問。

從明哥派飯、記者索料做故仔、大學生Ocamp體驗瞓街等橋段，電影院中的我們或許會笑出來，因為諷刺，因為我們首次稍微能夠站在無家者的視角，感受那份來自外人的一廂情願，是那麼的荒誕可笑。

現實的落差總是教人唏噓。翻查《濁水漂流》今年4月在香港國際電影節中的觀眾反應，出奇地，有不少紀錄都不約而同地寫到，觀影後步出香港文化中心，走進通往鐵路站的長廊，便會看到戲中那些無家者就在這麼近，那麼遠的身旁。紙皮屋和零亂家當，如同戲劇延續。

「他們知道他們的故事被寫成劇本，在相隔一條電梯的文化殿堂放映嗎？」這樣的落差，其實無解，但我們仍然會繼續感受，繼續發問。

映後座談，有觀眾問導演：「無家者最需要的是？」 

無家者是一個統稱，由大量缺乏話語權的個體所組成。看過趙婷的《浪跡天地》，對此更是心有戚戚。或許有些人，真的什麼「幫」都不需要，就請你尊重我以自己認同的方式，在這俗世濁水中漂流浮沉，幕天席地。

本文原意以「無權者的XX」為題，XX可放入憤怒、哀歌、嘆息等富文學性的詞語。但消化過後，還是忠於李駿碩的開放持平態度，旨因一個詞語實在太狹隘，賺了點擊率，卻又會在他們身上加插多少主觀標籤？除了吸毒，李駿碩刻意淡化無家者的身世，因為他相信無論過去怎樣，他們都有捍衞和爭取尊嚴的人權。

溫柔處世，首先要誠實看待自身與小眾的必然距離，那可以是私樓單位與天橋底的高度差，也可是大南街與通州街的物質差。不要讓清洗太平地的換血工程抹去他們的身影，也無需將一己價值觀加諸在苦難者之上。

此時此刻上映，沉重中，亦見香港的熊熊火光。存在先於本質，若論《濁水漂流》印證了什麼，相必是無權者的存在。

文：一樹
圖片：素材來自《濁水漂流》劇照